智库在美国贸易政策形成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内容提要：以贸易领域的博弈为代表的中美两国经贸领域的利益冲突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对双边关系产生着深远影响。本文从美国公共政策研究机构，或称智库（Think Tanks）在美国贸易政策的形成机制中的作用入手，初步探讨了美国“贸易政治”和美国贸易政策制定的整个制度设计及政策出台的政治动力与决策规律。
　　关键词：智库  美国  贸易政策  机制  研究

一、前言
　　从1979年至2006年，中美双边贸易额增加了106倍。贸易往来在惠及两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得中美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多种领域的“相关利益”更加密不可分，成为连接中美两国战略关系重要纽带。与此同时，以贸易领域的博弈为代表的两国经贸领域的利益冲突也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对双边关系产生着深远影响。更加深入地了解和把握美国贸易政策的形成机制，有利于全面把握美对华经济政策的实质，从而在目前中美之间以规则相互反制为特征的新形态大国经贸博弈中取得主导权。
　　大国博弈，未博其力，先博其谋。上兵伐谋。在研究美国贸易政策酝酿、研究、制定、评估等整个形成机制时，我们发现一些专门为政策制定者出谋划策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或称智库（Think Tanks）在其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关于美国智库（有时也译作“思想库”）的研究国内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有所涉及，但由于种种局限，目前国内有关美国智库的资料，大多还处于描述性介绍的阶段，对智库在美国公共政策特别是对华贸易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及其所蕴含的理论性和现实指导性问题这类深层次的研究和分析，目前还是一项国内研究界涉足不多的工作。
　　同样地，我们以往对美国不同时期的贸易政策内容及其特点的研究虽已比较深入，但从“贸易政治”的角度对其贸易政策制定的整个制度设计及政策出台的政治动力与决策规律的研究还显得不够充分。
　　本文在这个领域作了一些初步研究和探索。
二、美国贸易政治概览
　　为了便于从制度设计的宏观整体上把握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体制，有必要首先对美国对外贸易管理的法理基础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根据美国宪法，美国国会负责对外商业关系，掌握进出口关税管理权i，总统及其行政机构并没有处理任何贸易事务的权力。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步形成了目前美国贸易政治体系中，利益集团—立法机构（国会）--行政机构（政府）之间十分微妙的互动关系。
1. 1934年贸易政策制定体制
　　20世纪30年代以前，美国当局者对自己在世界贸易格局中的领袖地位的自我意识并不是十分清晰，这可以从臭名昭著的《史慕德-哈利法》（Smoot-Hawley Bill）竟然在1930年在美国国会得以顺利通过得到证明。该法案修订了美国关税目录中的两万多个税则，建立了美国历史上最高的普通税率结构，使实际上的总体税率达到了应税进口商品价值的60%ii。在国内国际上的一片谩骂声中，各国纷纷提高关税加以报复，世界贸易变为死水一潭，原已存在的经济萧条程度进一步加深。有论者甚至认为，这一法案与约十年后爆发的二次大战有着直接的联系。iii
　　美国国会领导人从《史慕德-哈利法》及大萧条的教训中认识到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危害，及时创造出了使国会摆脱贸易保护主义利益集团压力的新机制。193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The 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 Act of 1934）,不仅降低关税，而且开始授权总统负责与外国谈判和履行减税条约，一个新的贸易政策制定体制随之在美国诞生，史称“1934年贸易政策制定体制”。
　　新体制的特点在于：
　　第一，国会使自己摆脱了制定具体产品贸易法律的责任，保护自己免受来自生产商利益集团的直接和单方面的贸易压力而制定出类似《史慕德-哈利法》这样的贸易恶法。
　　第二，国会把制定关税与国际贸易谈判结合起来，授权总统与外国进行减税谈判，而且并不坚持要求达成具体协议必须经过国会的批准。
　　第三，国会要求行政部门内部设立一个贸易政策管理的枢纽机构，这个机构后来演变成今天大家所熟悉的贸易代表办公室。
　　从此，国际贸易界出现了时至今日大家依然十分熟悉的美式花招：美国国会在议会讲坛上经常制造许多噪音，发表强硬的“贸易保护主义”言论，提出“保护主义”议案以讨好选民，贸易代表则在国际上，特别是向谈判对象国大力宣扬来自国会的“保护主义”压力，以此来压迫外国政府就范，而实际上根本不必在国会实施和完成任何严肃的立法行动。
2. 新贸易政策制定体制与现代国际贸易体系的产生
　　新体制不仅适用于双边，也适用于多边。随着互惠贸易谈判权每三年延期一次授予总统，允许行政机构把关税从当年的税率水平最多降低50%，在美国的带领下，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的谈判于1949年开始了。由于关贸总协定的条款为各国制定贸易政策提供了有关指导原则和框架，整个现代国际贸易体系由此初现端倪。
3. 现代国际贸易体系与美国经济的全球主导地位
　　从GATT到WTO，整个现代国际贸易体系的制度和规则可以说都是在美国的主导下制定的，美国也是从自由贸易中获得好处最多的国家。据美国学者的审慎分析，美国人从国际贸易上获得的收益在以每年1万亿美元的速度增加iv。因此，十分自然的是，美国的政治精英大都赞成自由贸易而远离贸易保护主义。这也是这么多年谈判下来，美国的贸易壁垒相对较少（美国征收的简单平均关税为3.9%，欧盟为4.4%，日本3.3%；相比之下，印度为31.4%、巴西14.6%、中国12.4%、韩国12.4%）v的真实原因。
三、美国贸易政策形成中相互制约的几股力量
1．政策形成的一般过程
　　美国贸易政策的形成一般按照预见、酝酿、造势、分析、草拟、决策、执行、评估几个阶段进行，最终的决策是一个以总统为中心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过程，其结果归根结底由其国内政治决定。
　　其中，预见是指预测风险、发现问题；酝酿是指寻找解决问题的若干可选方案；造势是在媒体或国会相关委员会的听证或辩论中影响公众或对外方施加压力；分析是指依照政策方案与政策目标之间的关系，及其可能产生的多种结果与相关规则，在各种已知备选方案中形成一个最好的政策方案的过程；草拟是指按照确定政策方案以正式的官方格式形成法律文件草案；决策是指由相关议员提出的草案在国会审议获得通过或贸易代表办公室提出的双边、多边贸易协定等政策性文件获得总统批准；执行是指相关法案的实施或贸易协定的生效实行；评估是指有关机构对既定政策的效用进行跟踪反馈的过程。
2．贸易政策制定体系中相互制约的各利益攸关方
　　国会：美国国会是贸易政策的法定最高决策机构。具体而言，是国会最有权力的两个委员会：参院财政委员会和众院筹款委员会。虽然《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使国会在贸易问题上得以退居二线，但在一些重要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国会仍会积极介入。如给与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议案和批准中美关于中国加入WTO相关协议的议案，在国会的辩论涉及范围之广、问题之多、对立之激烈可谓空前。
　　白宫：从总体上说，白宫在贸易政策方面采取较为务实的态度，但这种务实的程度却受国内政治气氛的左右和总统本人的政治观点的支配。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1962年扩大贸易法设立了负责贸易谈判的总统特别代表一职，亦称特别贸易代表（STR）；《1974年贸易法》使之成为总统行政部门中的一个法定机构。5年后，国会迫使卡特政府重组贸易部门，扩大了该机构的规模和权力，并且正式命名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商务部：该部的职权为“非农业经营性贸易管理权”。由于国会把对外贸易的“政策”、“协调”和“谈判”权交给了美国贸易代表，使得商务部在国际贸易这一其分工中唯一有机会发挥重要政策作用的领域中，自然形成了与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角色冲突，使任何与白宫关系密切的商务部长都成了美国贸易代表的死对头。事实上，在历届美国政府中，总统与商务部长之间的个人关系都要比与美国贸易代表的关系密切vi。
　　财政部：在多数人的眼里，美国财政部对贸易政策的影响也许并不明显，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
　　一个例子是里甘。对日本人来说，唐纳德·托马斯·里甘的名字曾经是一场噩梦。在上世纪80年代由里甘主导的日美贸易对抗中，日本人最终无奈地走向日元升值、经济停滞的泥潭。。1981年里根就任总统之后，将63岁的美林公司总裁里甘任命为财政部长。此时正值日本对美国贸易出现巨额顺差，美国在对日贸易战中陷入被动。深谙财政和金融运作之道的里甘以日本贸易顺差为由，蓄意逼迫日元大幅升值，形成了“超级日元”的泡沫，日本人开始在全球四处投机。接着，里甘利用大幅流向美国的日资，支撑起美国的大量财政赤字的同时，又不断向日本施压，强迫其制订金融市场自由化计划，取消金融管制。里甘的一连串举措，最终导致了日本逐渐陷入“泡沫经济”的泥潭，经济“快车”骤然减速，最终失去了美日贸易战的主动权。
　　另外一个例子是鲁宾。在美国媒体和公众的眼中，先后影响白宫决策核心的“高盛帮”中最耀眼的明星也许并不是不久前就任新财长的高盛集团前董事长保尔森，或辞职后进入高盛最近又入主世界银行的前副国务卿佐利克，而很可能是罗伯特·鲁宾，克林顿时代的财政部长。鲁宾的盛名主要来自于贸易政策方面，即对北美自由贸易体系的拯救。
　　目前的财长保尔森更被普遍认为是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决策群中的关键人物。正是2006年9月保尔森首次以美国财长身份访华时，中美双方宣布启动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目前，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令美国贸易代表望尘莫及的由中美两国元首确定的两国最高级别的经济贸易对话机制。贸易平衡问题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永久的话题。
　　其他相关政府部门：许多其他联邦机构也都在多多少少过问贸易政策问题，只是侧重面有所不同。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要强调贸易对维持盟国关系的重要性；国防部关心的是贸易能够强化而不是削弱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以及控制敏感武器扩散；经济顾问委员会重点负责把贸易政策与整个国内经济和全球发展相联系；农业部则强调重视谷物出口与商品开发项目和全体农民的福利之间的关系。
　　华尔街：作为政治中心的白宫，与金融中心华尔街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华尔街不仅通过政治捐款等方式影响议员和总统，还以输出精英等渠道影响政治决策；保尔森与佐利克的一出一进等一系列人事变动不难再次引发人们对白宫与华尔街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联想。可以断言，在未来的日子里，一代又一代的华尔街精英仍将上演“金融+政治”的权力传奇。
　　商业利益集团：由于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一对结构性矛盾：经济要素中资本要素可以全球自由流动，而劳动力要素则不能自由流动，在贸易政策上，我们看到了美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之间的利益差异和态度差别。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总裁哈姆雷认为，影响美国官方对华贸易政策的主要有工会、高科技企业、宗教界、防务界和商界五大势力。其中民主党主导着主张推行严厉对华贸易政策的工会、环保组织和主张到中国寻找商机的高科技企业；共和党则控制着对华较为友好的商界和不怎么友好的宗教、防务势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的商业利益集团中，主张实行积极、务实的对华贸易政策的企业组织，并不愿在对华问题上有过多的政治表态，以免被舆论界攻击为“为小利而牺牲人权原则”，损坏自己在美国的形象；而主张推行严厉对华贸易政策的某些组织，却可以以“公平贸易原则”为幌子、以“促使中国尽快实现真正的市场化”为理由，进行高调的游说活动。推行严厉的对华贸易政策及将之与政治问题相挂钩符合美国的政治传统与氛围，而要实施一种积极的、务实的、与政治问题相脱钩的对华贸易政策则面临一系列对立因素，因而具有更高的实施成本。
     大众媒体：美国的大众传播媒体独立于政府组织，但却与政府组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治领导人的行为和政府的决策。大众传播媒体在声称其独立性的同时，又与各种利益集团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实际上成为某些利益团体的代言人。
　　消费者: 总体上看，美国消费者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华盛顿有一个全力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游说团体—世界贸易消费者组织理事会。从中美贸易方面，美国的消费者更是美中贸易的受惠者，因而美国消费者协会一直主张实施积极、务实的对华贸易政策，但其人员分散，组织程度低下，因而较难组织起统一、有效的集体行动。
四、智库在美国贸易政策形成过程中的核心作用
　　在上述各方围绕贸易政策的主导地位而相互博弈的整个过程中，无一例外地可以发现智库在其中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1．智库
　　美国是一个十分重视战略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国家，其主体是大批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即通常所谓的“智库”。作为全球最大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力量不仅表现在经济、科技、军事等“硬权力”上，而且还体现在思想、价值观等“软权力”方面，各种“主义”、思想、主张，新名词层出不穷，智库在其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要想给美国智库下一个严格的定义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美国，所谓智库指的是独立于政府机构的以影响政策选择为目标的民间公共政策研究机构。总体上看，按照笔者的归纳，它们有三个本质特征：一是出思想，即专门生产知识产品、思想为产品；二是有组织，即拥有一个综合性的专家群体及进行组织化深入分析研究的信息平台；三是搞政策，以研究和影响公共政策为主要目标。在美国，智库们一般还标榜其非官方性、非党派性、非盈利性和公益性。与大学和一般研究所等相比，其特点是更加经世济用，服务现实。由于其在美国社会中的显著影响力，有媒体将智库列为继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权力之后的第四种权力。
　　重视智库是美国政治的一大特色，是美国知识与权力、“智者”与“治者”结合的一种独特方式。古语云：善谋者智，善力者材，善断者治。然而，必先有智者出谋，材者献力，而后才有治者决策制胜。发达与完善的智库体制是美国行政决策体系中的一个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现象。智库作为公共政策研究职业化与产业化的最集中的体现，在美国政府的公共政策制订和重大决策过程中具有独特的地位，扮演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是美国思想界的制高点。
　　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美国总统胡佛就设立了大批咨询委员会，给他提供资料和政策建议。罗斯福进一步起用一些“智囊”企划新政事业，加强了专家在政府中的作用。不过这种带个人色彩的“智囊”不久就让位于制度化的研究网络和咨询机构，也就是所谓的“智库”。二战以后，智库在数量、规模和影响方面获得巨大的增长。根据美国《协会大全》统计，上世纪末全美国这种机构约有1200个，仅在华盛顿特区就有100来个，是世界上智库最多的国家。
　　在贸易政策方面较为活跃而富有影响力的智库，有对外关系委员会、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传统基金会、胡佛研究所、和平研究所、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卡特中心、尼克松中心、国会研究部等等。虽然大多数智库都标榜自己超脱党派、兼容并蓄，不过布鲁金斯学会、哈佛大学的研究机构通常被看作自由派的代表，而传统基金会、企业研究所、胡佛研究所则是保守派的代言人。自由派智库一般与民主党关系密切，而保守派智库则是共和党的大本营。
2. 智库影响美国政策形成的方式
　　美国的政治、经济、外交等社会资源都掌握在一小部分精英人物的手中。这部分人形成了所谓的权势集团，而智库通常是这些权势人物的汇聚之所。智库通常通过以下方式影响美国的政策制定过程：
　　确定目标，研究对策：首先找到问题和挑战之所在，然后通过研究和分析形成有针对性的新的政策主张，并且力图使这些主张获得公众的支持和决策者的青睐。
   提出方法，优选方案：为现代政治机构运作和管理复杂的经济活动提出许多社会科学工具。没有这些社会科学工具，就不可能有在统计基础上展开的务实的财政和贸易政策的辩论。
　　推出成果，影响舆论：既体现针对普通百姓的，也是面向决策者和社会精英的功能作用。首先，出版书刊。智库大多有自己的刊物。其中《外交》、《国家利益》、《外交政策》、《华盛顿季刊》、《布鲁金斯评论》、《兰德评论》等是政府官员和研究人员必读的刊物。除了刊物外，智库还经常出版著作或向政府提交对策性的建议报告，建议报告被政府采纳的几率被用来当成衡量智库影响力大小的重要标志。其次，在主流媒体上接受采访、发表评论，举办媒体吹风会。第三，举办面对社会各种层次和职业，尤其是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和军官的讲座、报告会、培训班。第四，出席国会听政会、参与政府政策咨询，在这些场合的发言具有一言九鼎的分量。
　　提出建议，影响决策：智库成员以专家、学者的身份，凭借其对某些领域的深入研究，经常在世界各地举办大型学术研讨会，且往往是冠盖云集，来自美国政府各要害部门、学术界、其他著名智库、主要媒体的代表以及各国驻美外交官齐聚一堂，热烈的辩论之后往往会产生思想的火花，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政策选择，成为剖析时政、引导舆论的权威，几乎垄断了政策思想的“话语权”，对政府决策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赞助大选，接近白宫：在总统大选时期为总统候选人出谋划策也是智库的“份内工作”。可以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任何想入主白宫的政治人物无一例外要借助智库。小布什在竞选期间，主要依靠西部重要智库———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为其重要的竞选班底。
　　输送人才，参与决策：美国政治的传统是，政府的部长不是由议会党团产生，高级政府官员也极少来自公务员，政府的高级管理人才大多来自精英荟萃的智库。堪称当今世界最发达的美国智库界，与政府之间拥有一种被称为“旋转门”现象的互动：政府官员退则隐入智库摇旗呐喊，进则任职政府贯彻主张。所以许多智库实际充当了“影子内阁”，其思想也往往成为一时纲领。胡佛研究所前智库人士现任国务卿赖斯的“出世”和“入世”之道，即体现出这个智慧制胜时代的美国特色。
　　释放信号，跟踪反馈：美国政府还通过智库这个渠道来放试探气球，为一些重要政策的出台做准备。据媒体报道，在佐利克公开提出“利益相关者”这个概念之前的一周，布鲁金斯学会就拿到了佐利克的演讲报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不少修改建议。佐利克的演讲发表后，“利益相关者”一时成为热门术语，并带来很多不同的解读。布鲁金斯学会还专门派高级研究员到中国跟相关机构接触，向它们做解释工作，同时听取中方的反应。
3． 美国智库在美国公共政策形成中的角色分析
　　美国智库是一个特殊的存在。首先是角色特殊，它是介于官方和学校之间的机构，既有深刻的官方背景，和政府有固定的联系渠道，同时又有学术机构的研究性质；其次是人员特殊，有学者，有前官员，还有那些志在实现政治理想的人。而最为特殊的当属一方面标榜自己的独立和超脱，另一方面又与现实政治和各种势力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这种微妙的矛盾性，使得智库能够在美国政治和外交决策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扮演独特的角色。
　　在这个越来越复杂、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强、信息越来越丰富的世界，政府和决策者个人所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是如何使专业知识为政府的决策服务。这也是每届新政府在执政过程中，出于科学决策的考虑，会把一些复杂而重大的决策问题委托给一个或几个智库研究的原因。
　　但仅有需求还不能保证智库的如鱼得水，更重要的是，美国的智库有着十分清醒和清楚的自我定位，这种定位为社会所欣赏，为政府所接受，也为企业和利益集团所支持，并使得自身的活力和创造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美国智库毫不隐讳自己影响决策和舆论的主旨，采用许多公开的手段向决策者和公众传递它们的观点和策略。在他们的影响和作用下，美国政府在对外政策的制定方面有着比较全面和系统的策划，有实践家的意见，也有思想者的建言，更有民众意愿的策略性体现。
　　这里需要说明两点：
　　一是尽管美国政府的相关政策常常首先在智库层面进行讨论和酝酿，但并不等于说美国政府的政策必然经过智库的讨论。智库的角色说到底是为政府提供决策和政策执行的智力支持。即便智库的政策建议得到采纳，也更多的是因为智库的观点在各种利益平衡中更有代表性。决策者在具体政策上的选择，更多是综合平衡的结果。
　　二是由于过分强调经世济用，美国智库的作用，在层面上看仍处于“术而非道”的低级层面，迄今仍未有任何智库能在全球有重大影响的普世价值方面发挥明显作用。
五、美国智库分析对华贸易政策的几个代表性观点
　　冷战结束后，随着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大调整和对外政策目标轻重缓急新的排序，一场前所未有的有关中美关系的大辩论正在美国国内全面展开，并导致随之而来的对中美双边关系，包括贸易关系的重新定位。在这场大辩论中，美国著名智库的观点尤其不容忽视。其中值得特别关注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确保中国不挑战美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规则制订权这一根本利益
　　美国智库主流观点认为，美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根本利益是维护既定的国际贸易规则及美国的规则制定权。对美国决策者而言，确保中国不挑战既定秩序，即不挑战美国的利益根基是一切经济贸易政策的出发点。将中国融入美国积极倡导的关于防止武器扩散、贸易、环境和人权准则的全球机制之中，是美国的长期战略。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利益攸关方”概念时曾对此解释说，“20多年来，国际体系对中国的发展十分有利，因此维护、推动和加强这一国际体系与中国的利益攸关，即有利害关系。”
　　美国智库的代表性观点认为，美国作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最主要的对华投资国和最主要的技术进口国的地位将较长时间地保持下去。虽然中国对国际经济问题的看法不时地与美国的看法相左，有时甚至相互冲突，但中国显然已认识到并着手致力于通过加入国际经济机构，如世界贸易组织，参与其改革和在机构内进行谈判，从而寻求建立一个有利于其自身的比较公平合理的经济秩序。
　　2．大国的衰落对美国的挑战可能同它们强大时的挑战一样大
　　冷战后俄罗斯“放任”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经济地位的急遽衰落及其后果，使美国智库认识到大国的衰落对美国的挑战可能同它们强大时的挑战一样大。因此，在对中国的经济政策的评估上，美国智库比较一致地对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以及经济上取得的成就予以赞赏，认为开放和繁荣的中国不仅会更好地促进美国的商业利益，而且还会更好地促进美国的更广泛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而美中贸易关系的最好框架即是世界贸易组织下的面向市场和以规则为基础的体制。
　　3．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上的中美冲突不可避免
　　一些美国智库认为，中国的强大对于美国既是经济，政治，军事上的威胁，更是价值体系上的威胁。利益上的冲突不难解决；意识形态上的冲突或价值体系上的冲突，是根本冲突，很难化解。一些美国智库认为，美国的成功基于三个基准点：个人主义、市场经济、政治民主，其道路应该是全人类的，而如果中国如果也成功了，就是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的成功，就是给世界树立了另类的榜样。届时由于在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条件上和中国相似的国家要多得多，中国对于世界各国的感召力就可能超过美国，从而对美国形成极大威胁。
六、启发和建议
1．创造良好环境，发展智库体制。
　　美国形式各样、规模不等的智库能够发展，关键的问题是它们有介入政府决策的途径，其核心是行政体制中的委托制度。智库接受政府的委托金，组织专家学者进行研究后提出政策报告来为政府服务。
　　此外，有关智库发展经营的法律制度比较健全。在美国，智库是一种提供智力服务的特殊的市场法人主体，它的生存和发展有一系列的法律制度作保障。因为智库大多都是非赢利的机构，因此国家在包括资金、税收等方面都有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和法律规定。
　　美国政治制度中权力的高度分散也是智库产生和发展的一个原因。国会和以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互不从属，政策意见常有分歧，这就为智库各展其能、各施影响提供了可能。而国会中所讨论、审议和立法的问题涉及内容可谓无所不包，议员们不可能每人都具备方方面面的专门知识，智库的存在和发展正好适应了“政治市场”的需要。
　　高水平智库的存在和影响，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软实力的重要象征，制度背景是西方智库体系繁荣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因此，中国要迎来智库的兴起与繁荣还必须有必要的制度保障。智者出谋，首在谋国。先有谋国之制，然后有谋国之才；先有谋国之才，然后有强国之谋；先有强国之谋，然后有强国之实。正如丘吉尔所言，“未来的帝国乃是智力的帝国”，一个强大的中国的崛起必须有强大的智慧能量的释放。
2．发挥智库作用，提高决策水平。
　　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财富差距仍在不断迅速扩大。究其原因，除了通常注意到的科学技术与教育水平方面的差异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决策科学化与决策失误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和强烈反差。
　　从政府决策来看，智库能发挥收集材料、处理信息、提供方案的专长，有利于科学决策。从政治制度的另一个方面来看，国会议员和行政官员由于受党派政治、利益集团和选民的影响，都有各自特殊的利益权衡，其拟订的政策难免有失公允。而云集了大批专家的智库大都相对超脱，因此，对决策者和选民来说，智库的政策建议更具中立性、民主性和权威性，因而能够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3．创新决策机制，决策研究分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从国家发展战略、发展方向、发展模式的高度破题，需要具体的公共政策来配套，需要高水平的政策研究来支撑。为此，在我国特别需要更多的能在政策制订的研究方面有专长的独立咨询机构为决策结构做出科学的政策分析和研究，实现政策研究与决策的分离。
4．重视智库作用，加强智库交流
　　我国对影响美国决策的诸多重要角色的交往、认识和了解，经历了从政府开始，到国会、媒体、利益集团等不断深化的过程。目前，我们有必要把这个过程再延伸一步，到智库。
　　智库的关键角色与特殊地位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同时，还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与分析美国政策的一个独特视角。因此，建立与加强与美国涉华智库的交往与沟通，不仅有助于加深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认识、全面地把握其政策实质，还可可以通过它们纠正美国一些“精英”对华的根深蒂固的错误认识。

                                                                                                                                         云南省商务厅  李极明副厅长

参考资料：

i 《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国会有权……管制同国外的各州之间的和同印第安部落的商业；规定和征收直接税、进口税、捐税和其它税。”
ii John M. Dobson, Two Century of tariffs: the Background and Emergence of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Commission, 1976. 12
iii [美]I.戴勒斯著，王恩冕 于少蔚译，《美国贸易政治》，中国市场出版社，2006.5，P2
iv Scott C. Bradford, Paul L. E. Grieco, and Gary Clyde Hufbauer: The Payoff to America from Global Integ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Economy, 2005
v World Trade Report 2003, Geneva: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vi [美]I.戴勒斯著，王恩冕 于少蔚译，《美国贸易政治》，中国市场出版社，2006.5，P325